童庆炳：为什么古代诗人往往“穷而后工”？
童庆炳（1936-2015），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，博士生导师，中国文艺学理论泰斗，中国文坛“教父”，门下弟子有莫言、余华、刘震云、毕淑敏、严歌苓、迟子建等著名作家和陶东风、王一川、蒋原伦等大批学者。
“穷而后工”是宋代欧阳修提出来的。欧阳修的朋友梅圣俞才华横溢，抱负不凡，却仕途失意，一生坎坷。转而寄情山水，借景抒情，成为一代著名诗人。欧阳修有感于此，在《梅圣俞诗集序》中写道：
“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。夫岂然哉？盖世所传诗者，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。凡士之蕴其所有，而不得施于世者，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，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，往往探其奇怪；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，其兴于怨刺，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，而写人情之难言，盖愈穷则愈工。然则非诗之能穷人，殆穷而后工也。”
欧阳修的“穷而后工”说与司马迁的“发愤著书”说、韩愈的“不平则鸣”说一脉相承。司马迁遭到残酷的迫害，在苦难中他发愤著书立说，并从自身的遭际中体会到《诗经》、《离骚》等大抵是古人“发愤之所为作”。韩愈有感于孟郊年近六旬还在人溧阳尉这种小官一事，一方面同情其遭遇，一方面又认为这种人生的坎坷不平会给他带来诗意情怀，于是展开了“不平则鸣”的议论：“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，……人之于言也亦然，有不得已者而后言，其歌也有思，其哭也有怀。”“夫和平之音淡薄，而愁思之声要妙；欢愉之辞难工，而穷苦之言易好也。”由此不难看出，“穷而后工”说是对古代诗学中一个重要命题的总结。
“穷而后工”的“穷”，不是指“贫穷”，它与“达”相对，是指诗人坎坷的生活遭际，以及与此遭际相联系的人生的痛苦、焦虑等情感体验。所以欧阳修所说的“穷”，就是人的缺失和缺失性体验。人的体验有两种，一种是丰富性体验，即由于事业的成功、爱的温暖、生活的美满以及潜能的充分实现等所引起的愉快、满足的情感体验；一种是缺失性体验，即由于事业的失败、爱的失落、生活的不幸以及潜能的无法实现等所引起的痛苦、焦虑的情感体验。欧阳修讲“穷而后工”，而没有讲“达而后工”，就是强调诗人的缺失性体验比丰富性体验更为重要。
众所周知，人的需要是永远不会得到完全满足的。一种需要得到了满足，另一种新的需要又提出来，并要求得到满足，这样人的需要无穷无尽，而人就永远处于缺失之中，痛苦与焦虑一类缺失性体验就永远伴随着人生。诚然，缺失、痛苦、焦虑、忧伤等也许是人生的苦难或灾难，它折磨人、摧残人，是不待言的。但一定程度的缺失、痛苦、焦虑、忧伤，对人来说也许是不可缺少的。就像没有大气的压力，我们的身体就要爆炸，没有装压舱物的航船在大风大浪中就要翻覆，人若是一切都美满、得意、顺利，没有丝毫的艰难、困苦和不幸，生命就可能因无限膨胀而走向灭亡。感情深笃、精神最为敏感的诗人，最深刻细微地体验到这一切，甚至把这种缺失视为独特的生存和生活方式。
那么，为什么诗人要自觉不自觉地选择这种忧患伴随终生的“穷”的生存和生活方式呢？为什么“和平之音淡薄，而愁思之声要妙；欢愉之辞难工，而穷苦之言易好”呢？为什么“愈穷则愈工”？
首先，“穷”是诗歌创作的发动力。“穷”作为诗人遭受的内部和外部的挫折，使他的缺失性体验达到某种极限，这样就必然导致他的心理能量蓄积到饱和的状态，而产生心理失衡或严重失衡。如何释放饱和的心理能量，以恢复心理平衡呢？这有多种多样的途径，而诗歌创作作为一种审美创造活动，就是释放、宣泄人的被压抑的心理能量，降低紧张水平，恢复人的心理平衡的一条途径。所以诗人之“穷”，不是诗人之不幸，从创作角度看，恰恰是他的大幸，因为他由此获得一种不能不写的创作驱动力。这种情形就像时钟上紧了发条，它不能不开始走了。
诗人之“穷”，在一定意义上，正是诗人之“富”。正是在“穷”中，诗人蓄积了最为深刻、饱满、独特的情感，正是这种带着眼泪的情感，以一种强大的力量把诗人推上了创作之路。“穷”以及与“穷”相连的忧伤、哭泣不知成就了多少诗人、作家。
《离骚》为屈大夫之哭泣；《史记》为太史公之哭泣；《草堂诗集》为杜工部之哭泣；李后主以词哭；王实甫寄哭泣于《西厢》；曹雪芹寄哭泣于《红楼梦》。王之言曰：“别恨离愁，满肺腑难陶泄，除纸笔代喉舌，我千种相思向谁说！”曹之言曰：“满纸荒唐言，一把辛酸泪；都云作者痴，谁解其中味！”名其茶曰“千芳一窟”，名其酒曰“万艳同杯”者，千芳一哭，万艳同悲也。（刘鹗《老残游记自序》）
刘鹗这些话也可作为“穷而后工”的一种注释。
其次，“穷”作为诗人的缺失性的情感体验，深刻地塑造了诗人的个性，从而造成了诗人独特的感受方式、思维方式，帮助他从平凡的对象中发现新的诗意和属于他的意象。物理世界只有一个，可心理世界却因人而异，没有两个人的心理世界是完全相同的。决定一个人的心理世界的因素很多，而他的缺失性体验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。他的缺失、痛苦、焦虑、忧伤等是如此刻骨铭心，以至于构成一种“情结”，无论他感知什么对象，想象什么图景，都不能不受这一“情结”的影响或支配，从而出现感知的变异，想象的意向性等等。
“穷而后工”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由于缺失性体验所引起的感知的变异。泪眼朦胧中所看见的景物与常人眼中看见的景物不同，它显示出特异的色彩，而富于诗情画意。如李煜从堂堂一国之君变成国破家亡的俘虏以后，备尝人间的痛苦与侮辱，“此中日夕只以泪洗面”。李煜的失落、孤独、忧伤、凄苦和绝望都是世间少有的。这样，他就用一种哀怨凄绝的眼睛来看世界，用一颗破碎的心来想世界。看到充满生气的春草，他写出却是“离恨恰如春草，更行更远还生”；听到平常的风声和雨声，他写出却是“秋风多，雨如和，帘外芭蕉两三窠，夜长人奈何”；想到高楼，写出却是“高楼谁与上？长记秋晴望”；想到漫漫的春水，写出却是“问君能有几多愁？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”……由于“穷”到极点，其忧伤、绝望之情不但对景难排，而且给所有的景物都染上一层凄婉哀伤的抒情色调，尽管那情绪是消极的，但谁也不能否认他的词是独具一格的出色之作。
“穷而后工”的再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缺失性体验所引起的想象的定向化。当诗人处于痛苦、忧伤、焦虑中时，对其所失去的或力求获得的对象，就往往充满一种向往之情，用情的专一使他的想象的定向化变得深挚动人。如爱国诗人陆游一生的理想就是收复中原，但他屡遭投降派的打击，理想不能实现。正如他自己所写的“胡未灭，鬓先秋，泪空流。此生谁料，心在天山，身老沧州”。陆游的缺失、忧伤、痛苦和焦虑使他“执于一念”，无论见什么或做什么，都会联想到“扫胡尘”、“靖国难”，收复中原。他看到一幅马图，立即联想到的是“呜呼，安得毛骨若此三千匹，衔枚夜渡桑干碛”；写几行草书，也想象到与敌人作战：“酒为旗鼓笔刀槊，势从天落银河倾……须臾收卷复把酒，如见万里烟尘清”；赏小园牡丹，却想到“洛阳牡丹面径尺，鄜畴牡丹高丈余……周汉故都亦岂远，安得尺箠驱群胡”；他喝醉了酒，却发出这样的感慨：“壮心未许全消尽，醉听檀槽出塞声”。他的报国仇、雪国耻的心事，不但在清醒时念念不忘，即或在梦境中，也难于排遣：“僵卧孤村不自哀，尚思为国戍轮台，夜阑卧听风吹雨，铁马冰河入梦来。”如果陆游不是因为“穷”，不是因为缺失、忧伤、痛苦，他会有如此激越高昂的想象力而写出“一语胜千百”的极“工”的诗篇来吗？！
诗不能“穷”人，但“穷者而后工”，而且“愈穷则愈工”，则是无疑的。这样，我们也就理 解了恩格斯为什么不说“快乐出诗人”，而说“愤怒出诗人”。
编辑/排版：刘英
